清晨，还在迷迷糊糊中，就被父亲的喊叫声惊醒，揉揉惺忪的睡眼，一丝梦境的回忆也没有了。

在耳边聒噪的依然是父亲莫名其妙的吵叫。痴痴地呆了一会，叹口气，下地，做饭。

今天要去买粮。

每人原本是七百斤的稻子，可不知哪个领导大发慈悲，每人只给六百斤。父亲低三下四地找完办事员找科长找场长找书记，该找的人都找遍了，该说的话都说完了，依然是六百斤不变。六百就六百吧！谁叫我们当初来到这个鬼地方时只听信他们的口头许诺呢！

从家里到供销科的路并不太远，一会儿就到了，可是开仓的人还没来，我们便等着。

好冷好冷的天！我哆嗦了一阵，还是禁不住冷。看看天，雾蒙蒙的，太阳躲在阴灰的云层后面不敢出来，隐隐约约透出来的几丝光线也胆胆怯怯地，像个做了错事的怕羞的孩子，不敢正视这个阴暗的世界。

那人终于来了，踱着四方步，四十来岁的样子，肥胖的身子撑着一件呢子大衣，舒服地打着消化不良的饱嗝，只是他的骨架子太短了些，衣服贴着地皮蹭来蹭去，倒象是武大郎。一双小眼睛醉意朦胧地，象两粒粘了泥的黑豆。他派头十足地开了门，就坐到一边抽烟去了。

稻子要自己装。大哥的手还未好，使不上劲。而我，身子又不争气，软塌塌地。重活计便都落在二哥身上了。父亲总归是父亲，“你们还干不了吗？叫我这个老头子操心！哼！操不完的心……”父亲站在一边絮絮叨叨地发他的牢骚。

二十六袋半稻子总算装完了，这就是我们七口人一年的口粮。

自己去推来了磅称，过秤人还没有来记数。

呆在大粮仓里，任稻子里的尘土飞扬，狠狠地灌进嘴里，鼻子里，我们不住地咳嗽。

现在是中午了，十一点的火车正轰轰隆隆地开进车站。而孙广义的爬爬车还没有来。昨天说好的，今儿个晌午他来帮忙拉稻子。

十二点了，仍然没有听见爬爬车的“劈啪”声。我们只好自己往家推了。小推车一次顶多只能装五袋。来回就得六次。路虽说并不远，却也得爬过火车道那个直挺挺的鸡脖子。伸伸懒腰，很冷，很乏，也很无奈。

大家都没有说话。低头用力推，已经没有力气了。

前面那个小驴车真气人！就那么不紧不慢地磨蹭，也不管别人正忙着。好气恼，喊他几嗓子，没听见。

只好绕过去，又多走了一段路。直一下身子，像散了架子。

“那不是孙广义么？！爬爬车……”我几乎没有力气喊了，谢天谢地，他正向我们开过来。我们停下来，喘着气。

“喂！老周”，他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脑袋，冲我们叫着，“我有事，你自己慢慢干吧。”

“嗨，你能不能……”爬爬车已蹿起一串黑烟，向旁边的岔道开过去了。

我们谁都没有说话。

父亲和大哥吵了起来，说他没有眼力见，是笨蛋，窝囊废，残废……他有气没气地骂骂咧咧，怨天尤人，找我们撒气解乏子。我们只有默不作声。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

唉！呵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凝成了白色的霜。我们的衣服冻得象古代的铠甲。

真冷。真乏。也真无可奈何。

“下午去磨稻子！”父亲不依不饶地说。

现在已经是三点钟了。

天还是阴沉沉地在雾霭中静默着。太阳早已经不见了。

很冷。很乏。很生气。也很无奈。

仅仅是无奈么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