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的是很久没有回那个地方了。

上次回家是去年十一，儿子正好一岁，很想带他回去看看，最终还是没有抽出时间。

当记忆远离为一座城市，则有太多理由去遗忘，或疏漏。

想想父亲在那个很冷的冬季，突然想起带我们一家人回安徽老家，只为看一眼他出生成长的地方，恐怕也是这个道理。

三十五年前父亲大学毕业，一个人从温暖的南方来到冰天雪地的东北，三年后认识了母亲，再是三年后已是姐姐和我两个孩子的父亲母亲。

当妹妹也如此不容商量地降生时，年轻的父母实在招架不住，请来远在老家的奶奶。

如果不是我们，奶奶恐怕一辈子都不会离开安徽。

在奶奶的讲述中，安徽很穷，总是发水，人都躲到山上，水退了，就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继续生活、耕种、收获，一样心平气和，一样幸福满足。

奶奶把我们照顾得很好，可是奶奶依旧想家，每年都至少要回去一次。每次走时都恋恋不舍，回来时也是恋恋不舍。我们也是。

直到我五岁那年奶奶真的永远永远离开我们了，我还是当她是回老家了，只是这次的时间分外的长，长到我真的有一点点想她了，当大人们问我：想奶奶吗？却仍是嘴硬：不想。

然后一直想：什么是死？死是怎样的？人若死了还有感觉与生命吗？还会看到或是感受到吗？可否还知自己是谁的奶奶？是不是她能看见我，只是我看不见她？

这可能就是我最早的思想了，想了很久也没有答案。

从我出生起就一直住在父亲工作的研究所里，一半是工作区，一半是家属区，有花园，有食堂，有小卖店，有礼堂，可以很久足不出院，只要你没有太高的要求。

所有关于童年的记忆都发生在那个大院里。

包括奶奶，包括父亲母亲，和自己所有的小小的如意与不如意。

现在想整个七十年代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疯狂也最平静的时代，各种运动之外，其实是一种难言的安静。如父亲般学识的科研人员整日无所事事，很多人热衷于打家俱，多少年后父亲曾笑那个时代造就了一批上好的木匠；那时他的爱好是绘画、写作、摄影，及给别人打好的家俱“烫花”—用电铬铁在胶合板上烫出各式山水花鸟鱼虫在当时已然是一种时尚。

爸爸的得意之作是一个起舞着的西班牙女郎，神形俱备，可是无人懂得欣赏，一直放在家中的某一角落里，后来就不知去向了。

第一次被爸爸骂是因冒冒失失地闯进屋里告诉父亲有客人来了，结果害他正冲印的一批照片曝光，最惨的一张居然就是我刚刚求他帮我放大的那张，看来凡事都有因有果，不会冤枉任何人。

最伤心的一次是爸爸好心为我剪头，结果难看之极且无法弥补，最后只能剃个男孩头了事。整个冬天我都戴着顶帽子，时时忍受有人猜测我是男孩还是女孩的游戏。

大学时写过一篇小说，叫《七六年的夏天》，只极少数几个同学看过，都说好，又都说像童话。最高的赞誉是童言无忌。

可是记忆中的那个夏天真是发生好多事。先是奶奶离我们而去，然后是地震。那天晚上我站在床上不睡，妈妈说：别蹦了，快睡觉。我说我没蹦。妈妈说就你调皮，姐姐妹妹都睡了。这时爸爸说灯在晃。走廊里已乱成一片。一家人仓皇出逃，姐姐袜子都没穿，在寒风里冻得够呛。

我们住的楼房还是张作霖当将军时盖下的，在那次地震中饱经考验，塌了一小块。

谁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再震，地震的阴影笼罩着全国，不止沈阳。

住了很久的地震棚，过了很久的集体生活，很多人吃住在一起，愁眉不展的是大人，快乐之极的是孩子。

毛泽东逝世，更严重的阴影，一次次到礼堂集会，哀乐整日响在耳边。

花衣裳也不能穿了，哭不出来也要哭，每次都是因周围的人太伤心了才悲从中来，哭个不停，被人赞为懂事。

那一年姐姐该上学了，可是很久都没有接到通知，入学时已是深秋。

那年夏天，隔壁阿姨死在北京，是胃癌，我见过她疼起来痛不欲生的样子，死已被我视为一种解脱。

阿姨是坐飞机走的，她的孩子就每天坐在外面数空中的飞机，猜哪一座上面有她们的妈妈，我也陪着她们。可是我知道阿姨回不来了，我宁愿她就这样消失，也不愿再见她跪在床上很疼很疼的样子。阿姨的追悼会上我是真的哭了。她死在外面，算工伤，孩子每月可以去所里领十八块钱，直到她们长大成人。也算用心良苦。

那个夏天之后，院里又多个疯子，每日念毛主席语录，见人就想批斗。

爸爸画的主席巨幅画像的位置改成了一只坚强有力的拳头，下面是四张漫画般的狰狞面孔，那个夏天之后，我知道了一个词“打倒四人帮”。（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