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人退休年龄的延迟，隔代教育观念的差异、保姆带孩带来的安全隐忧等，让很多夫妻主动选择将孩子送往托育机构，幼儿托育已经成为中国家庭的刚需。从2015年至今，我国幼龄儿童人口基数已经从10800万人飙涨至11400万人，在2020年有望突破12500万人，政策鼓励、投资人看好、市场需求旺盛，未来的早教托育行业一片光明？

　　曾经的托儿所

　　“托儿所”和“幼儿园”，常被当作可以通用的同义词。其实二者区别很大。

　　幼儿园，又称蒙养园、幼稚园等，晚清时传入中国。1916年，北洋政府颁布法令，规定蒙养园“以保育三周岁至国民学校年龄之幼儿为目的”。此后中国的幼儿园机构，大都沿用此项规定，主要招收3岁以上学龄前儿童。

　　3岁以下婴幼儿进入的才是“托儿所”。不同于幼儿园有较多的教育目的，托儿所的主要任务，是帮助家长，尤其是帮助职业女性看护孩子。如陶行知所言：

　　“女工、农妇及职业妇女要顾到工作便顾不得小孩，顾到小孩便顾不到工作！……唯一的办法是多设工厂托儿所、农村托儿所和一般的托儿所。”

　　中国的托儿所出现于1929年。抗战期间，妇女们被“拉上战场，拉进机构工厂”，国民政府修建了不少托儿所，来帮助她们分担孩子的抚育工作。

　　当时已有劳工托儿所、农村托儿所、职业妇女托儿所和工厂托儿所之分。除农村托儿所外，大都明确服务于不同的职业人群。如劳工托儿所，一般为小贩、工人、三轮车工友的孩子服务；职业妇女托儿所，为“小资产阶级的子女”服务，工厂托儿所，为工厂女工服务。具体费用，或向社会募集、或向个人收缴，或由工厂直接负担。

　　有统计称，1949年10月前，全国共有托儿所119个。

　　2018年4月28日，早教行业迎来了转折点。上海市在全国率先出台“1+2”文件，开始对托育进行监管，明确场地、设施设备、运营服务等内容。

　　此次政策出台后，托育机构准入门槛开始提高，上海市妇联算了一笔账，托育机构的房租和人力成本两项支出已占运营总成本的70%-80%以上，开办前两年亏损情况较常见，一般4-5年后才盈利，产出投入比和利润率较低。

　　幼育模式短板凸显

　　随着80、90后家长崛起所生衍而出的托育市场新刚需。

　　中国学后托管教育联盟主席张洪伟介绍，目前市场上的幼托模式、水平参差不齐、且各种模式都存在一定短板。

　　1、私人幼托班：这类小机构普遍布局在居民楼内，虽然满足了接送距离问题，但专业度、服务标准、安全系数以及教研体系都十分欠缺。

　　2、幼儿园托班：幼儿园的管理体系相对成熟，但招生月龄普遍限制在2周岁之后，且由于儿童年龄不同，也就存在教学、日常服务的脱轨现象。

　　3、附属于早教中心的托班：服务对象一般是早教中心已有的客户，因为之前的服务基础，客户和机构之间的沟通一般比较顺畅，基本能满足到客户的需求。但在场地设置和服务的细节来看，无法在专业上做到精准细分。

　　4、专门只做托班的机构：即托育机构，将早教内容融合到日常托育中，但行业仍处于早期摸索阶段，标准化相对缺乏。

　　据《中国互联网幼教行业报告》显示，从2015年至今，我国幼龄儿童人口基数已经从10800万人飙涨至11400万人，在2020年有望突破12500万人，政策鼓励、投资人看好、市场需求旺盛，未来的早教托育行业看似前景光明。

　　日托中心盈利难

　　据行业人士表示定位高端的日托中心，全日托收费在每月10000元以上，但运营至今已是第四个年头，目前仍未实现盈利。为什么？因为除了房租之外，最大成本在于师资，幼儿园的生师比一般在1：8左右，而日托中心为了保证服务质量，一个老师很难照看这么多孩子。

　　此外，从业者们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是，幼儿园的生源是相对固定的，而幼托不少是从18个月开始，还有一部分是2.5岁开始，也就是说，不少在托时间仅有半年、一年，流动性很大，孩子要不断毕业，那么就要不断地推进招生。

　　并且，托育中心本身的生源范围只能辐射到园所周边一两公里的距离，太远了家长也不会考虑。

　　在试点区域上海的政策中，也实行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分类管理。其中，公益性、普惠性托育机构将享受一定税收、补贴优惠，但定价在每月3000元左右。这类托育中心的合理回报问题也在从业者的探讨之中。

　　宫照伟认为，“不少基金投资幼儿园想赚钱，新政出台后路被封死，所以开始炒作托育的概念进行资本与风险的转移，但实际上托育市场并非想进就能进。大家要慎重进入，一窝蜂的潮起必然会带来落潮的时候，不管是早教中心附设托育服务，或者托育加早教服务的模式，如果要做的好，一定是做增量服务才有生命力。”